1934年11月25日，红军挺进至广西。此时，敌人利用湘江天然屏障，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。为掩护我主力部队渡江，红三军团五师的两个团，奉命在灌阳县新圩乡，阻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。当时，战斗打得十分惨烈。29日下午4点，他们把阵地交给十八团撤走。接过任务的十八团，在新圩一直把战斗坚持到30日。最后，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殆尽。这场阻击战，为我主力过江赢得了宝贵时间。但有近3000名指战员，永远留在了这片热土上。

　　11月26日，记者从灌阳县城出发，北行15公里来到新圩乡。在乡武装部干事邓传明的引见下，我们见到了当年战斗的目击者陆俊阳。上午10时许，在陆老带领下，记者来到了当年阻击战的主战场——九份山。如今，这里郁郁葱葱，群山层峦叠嶂。山脚下，坐落着一个安详静谧的村庄。陆老告诉记者，这个村叫杨柳井，当年红军的指挥所，就设在村口的民房里。红军作战时，村里的人给他们作向导，送饭，抬伤员……提供了很大帮助。

　　顺着一条羊肠小道，我们登上了九份山的山顶。山顶坡度平缓，有成片的参天大树。陆老说，过去这里很陡，那一仗打下来，山顶就被轰平了。他又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隘口说，红军十四团的团长黄冕昌，就牺牲在这里。解放后，黄团长的侄子找了我4次，让我帮助找尸骨，但始终也没找到。后来，我们在这里堆了个土堡，插上松枝，在旁边的石头上，刻上了黄团长的名字。现在，政府又投资3万元，在黄冕昌的家乡，为烈士新修了墓碑。从山上下来，沿着宽敞的公路往北走。我们穿过一大片稻田，来到下立湾村。史料载，当年红军打阻击时，战地医院就设在这个村的“蒋氏祠堂”里。现如今，祠堂仍旧在。79岁的蒋济安老人说，这里是保护重点，每年都要整修。他说，当年，战斗非常激烈。这个医院，收治了两百多个伤员啊。那时条件很苦，村里人就给红军送饭，抬伤员……我记得有两个红军战士，一个叫刘来保，一个叫刘来福，他们都受了重伤。痊愈后，刘来保在潮立村灌门前成了家，刘来福则回了江西。 　　上午11时许，在201省道旁，我们见到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。碑体以白色为基调，面向公路的一面，“红军烈士纪念碑”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醒目。碑的正前方，有一口被隔栏围起来的井。邓传明干事说，这里人叫它“酒海井”。红军撤退时，没来及将伤病员撤走。敌人把百余名红军伤员绑起来，投进这口井里。几天过后，井里还不时传出呻吟声……为缅怀先烈，县里投资9万元，建起了这座纪念碑。

　　12时许，记者离开了“酒海井”。在距碑不远的公路上，记者注意到：汽车经过这里时，许多乘客都要打开车窗看。这座纪念碑，不仅祭奠着烈士的英灵，也成了激励人们永远奋发向前的路标。

　　（2004年11月29日广西灌阳县专电　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）

来源：平原晚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