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要战役

 

战渡河东征

 

  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,结束了战略转移,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。
  当时,日本导演的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正在进行,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。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方针,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,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,一举消灭。
 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,经济落后,交通闭塞,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。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,装备极差,亟需扩红筹款,休整补充。陕甘苏区,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,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。
 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。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,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。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: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,准备对日作战;扩大红军。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放在“打通抗日路线”与“巩固、扩大现有苏区”这个基点上。具体步骤是: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,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。
  对红军队伍进行了整编,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,下辖红15军团、红1军团,共1.3万余人。将地方武装,分别整编、扩充,组建红28军、红29军及“黄河游击师”。
  1936年1月15日,签发了“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”,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。1月31日召开军事会议,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,组建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”。将红28军、红1军团、红15军团分为左、中、右三路大军,待命东征。黄河游击师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,红29军担任后方留守。
  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,在近千里的黄河防线上,修筑高碉、暗堡一千余个,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,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。黄河东岸各城镇驻有重兵,构成阻抗红军向纵深发展的第二防线,并随时增援各个渡口。依托吕梁山区的山隘要道,构成阻击第三道防线。
  1936年2月20日,正式下达渡河命令,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、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,同时发起攻击。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,即分兵数路,长驱东进:一路进占义牒,围攻石楼;一路攻克留誉,进逼中阳;一路沿河北上,进袭柳林。
  阎锡山急调驻守汾阳、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,驻守隰县的203旅增援石楼。2月25日,红一军团经一夜激战,敌独二旅三千余人全部被歼。增援石楼的203旅一营晋军,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,遭到红15军团迎头痛击,敌官兵二百余人当场被俘。
  关上、蓬门大捷,红军击溃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“中间阻碍地带”,取得了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战略地位,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。红军主力,准备东进兑九峪,穿过同蒲路,开赴河北抗日前线。
  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,集结于汾阳、孝义、隰县地区,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。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,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。
  3月6日至8日,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,调整了作战部署。决定:“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”;要坚决贯彻“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。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,普遍发动群众,猛烈扩大红军,各个消灭敌人。”会议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,决定集中优势兵力,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,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。
  3月8日,作战命令正式下达,在长达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,静候敌军自投罗网。3月9日,晋军第二纵队首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、阳泉曲推进。晋军第三纵队协同动作,201旅连夜进占原庄、罗巴沟一带山头阵地,准备于拂晓时分配合杨效欧部发动突然袭击。3月10日清晨,红军主力突然从左、中、右三面发起攻击,同时派出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,试图切断晋军李、杨两部的联系,分割包抄,各个歼灭。晋军各部仓促应战,负隅顽抗,十余架轰炸机狂轰滥炸,轮番助战。由于红军攻势猛烈,晋军渐渐不支。阎锡山急调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。同时又命令第四纵队、第一纵队,向红军侧翼进击,威胁红军后路。晋军总兵力达3个纵队,15个团之多。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,一直处于对峙状态,战况十分激烈。
  由于红军过河不久,没有根据地依托,加之地形不利,武器装备较弱,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,于是毛泽东和彭总当机立断,命令红军撤出战斗。为保存实力,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部队撤出兑九峪地区,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,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、孝义、灵石、介休一带,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,防堵红军东进北上,等待援军的到来。
  兑九峪战斗之后,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,伺机东进。此时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,从洛阳、徐州、武汉等地抽调七个师的兵力,兵分三路,入晋增援,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,企图配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。
  针对这种情势,红军总指挥部于3月12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,决定兵分三路,迅速东进、南下,发动群众,扩大筹款,创立河东革命根据地,积蓄抗日力量。具体的行动方案是: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和红30军作为中路军,继续转战于晋西;红15军团挥师北上,直捣太原,以牵制调动晋军主力,相机挺进绥远、察哈尔抗日前线;红1军团则南下河东,发动群众,扩红筹款,相机分兵上党,挺进河北抗日前线。
  3月16日,15军团率先行动,围攻灵石县城,作出了包抄汾、孝之敌,突破同蒲路的态势,掩护1军团向南行动。1军团也于16日开始动作,以急行军进逼同蒲铁路,于3月18日攻占南同蒲线枢纽——南关车站,将同蒲路拦腰斩断,而后星夜兼程,长驱南南,包围洪洞、赵城,奔袭临汾,于4月1日攻占了襄陵县站。之后,红1军团又兵分三路继续南下:红4师活动于汾河、同蒲路以东之古县、安泽、浮山一带,先头进入沁水、高平境内;红2师沿汾河西岸进抵新绛、侯马,而后挥师西进,直趋乡宁、大宁;红1师及军团直属机关居中策应,积极活动于霍县、洪洞、汾城地区。整个河东大地,北起霍县,南到侯马,除同蒲路沿线的几个孤立据点外,广大乡村都布满了红军。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,宣传抗日救国,积极筹款扩红。从3月中旬到4月底,短短一个多月即筹款40万元,扩红7000余人,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,创立了20多个乡、村苏维埃政权,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。
  红15军团穿越同蒲铁路,突破汾河堡垒防线,转战汾阳、孝义,围困交城、文水,先头骑兵连抵达晋祠、小店,威胁省城太原,迫使阎锡山将晋军主力由晋西南撤回,保卫太原,围堵红15军团,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晋南、晋西红军的战略行动。3月下旬,15军团由交城县岔口挥师西向,转战于古交、楼烦、静乐、岚县、兴县、岢岚,发动群众,扩红筹款,创立苏维埃政权,把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。
  这时,红28军奉中央军委命令,在兴县罗峪口渡过黄河,进至晋西北地区,与红15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。为配合南线红军的战略行动,把晋军主力牵制在晋西北地区,红15军团和红28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,在吕梁山区与晋军兜圈子,先后重创尾追之敌。4月下旬,红15军团经大麦郊、双池镇进至隰县蓬门,与转战晋西的红军总部会师。
  红28军于4月12日奉总部命令,自金罗镇分兵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挺进,相机夺占黄河渡口,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,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区。4月13日,红28军进占中阳留誉以东的党家寨等地,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交镇发起攻击。由于三交镇紧扼秦、晋二省的交通要道,为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,两军争夺十分激烈。
 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,国民党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,驻守洛阳、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,并沿河北上,封锁黄河渡口,包抄红军后路,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。
 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,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,扩大统一战线,积蓄抗日力量,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、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,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左成了东北军、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的协议。同时又利用蒋、阎矛盾,通过多种渠道,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。在此情势下,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开军事会议,作出了“逼蒋抗日、回师西渡”的战略决策。
  遵照会议的决议,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。5月1日至5月5日,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、永和关、清水关、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,返回陕北。5月5日,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,签发了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。
  5月14日至15日,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,由毛泽东作报告,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:打了胜仗,唤起了民众,筹备了财物,扩大了红军。5月21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,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。
  东征期间,击溃了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,转战山西50余县,歼敌13000多人,俘敌4000多人,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、火炮20余门,扩大红军8000余名,筹款50万元,使红军在兵员物资方面均得到补充。